令人感兴趣的是,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性思想迫使他从广泛意义上来理解教育。他在《美国英文大辞典》中对教育的释义是这样的:“教育是向人们的心中灌输关于艺术、科学、道德、宗教和行为的原则。成功地教育儿童是家长和保护人的最重要职责。”那么如何实施这种教育呢?他说:“一部分要由父母注意和尽职;一部分要靠公开的报章宣扬;一部分要依靠到美国各地旅游,使青年由考察各州、各地的情况来完成他们的文化教育,即由他们观看各地的河流、土壤、人口、建设和商业利益,而且特别留意各地居民的精神和作风、法律和风俗以及设置的机构,从而获得深切的启发和领悟。”[90]显然,在韦伯斯特的理想中,每个儿童都应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有所了解。为此,每个儿童都应学会正确地说英语、读英文和写英文。
无论是杰斐逊的国民教育理论,还是华盛顿的“大学计划”和“美国哲学会”的“一体化教育体系”,以及韦伯斯特的民族教育论,都适应美国独特的立国之路。它们包含的“政治”和“民族”底蕴比法国大革命时期和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更早地体现出来了。然而,美国的这种思想同样要归功于法国启蒙的国民教育理论,同时根植于“独立革命”这块沃土之上。“革命”对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于它重新规定了政治社会的教育内容:新的共和政体制度的建立需要新的共和国公民,新的共和国公民需要新的公共教育体制;同时新的教育担负着维护一个人口不断异质化的、处在襁褓中的政治社会的重大职责。韦伯斯特在《拼音课本》的《读本》序言中说:“我在选文时,是注意美国政治的。当独立战争开始时,人们在国会中的最著名的讲话,乃是包含关于自由和爱国主义的、高尚的、正义的和争取独立的感情的杰作,我无法不把它们放置在新生一代的胸襟之中。”[91]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美国,对人们进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为目的。”[92]“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帮助的。”[93]巴茨评论说:“旨在对国家所有人进行普及初等教育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一个特殊创造物。”[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