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到上海后,自己住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于创造社没有尽过自己应尽和能尽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惭愧的事。那时候,经了长期战斗之后,沫若和仿吾多少不免有点疲劳。沫若正在翻译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继续在周报上发表。仿吾除了编排和跑印刷所以外,只有余力写点短小批评论文。达夫是到北京教书去了。自己一到上海,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可以给周报上多写点文章了。在上海小住的那几个星期,仿吾常常到马霍路来等着我的稿子。说起来很惭愧。自己虽走过北京武汉各文化都市,并看见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可是对于当时文艺界的情形和文艺运动应取的方向却十分茫然。因为给《新闻报》写了二三年的通讯,在北方又听了一些政局有关的消息,就凭自己一点单纯的政治感觉,发表了一篇论文:《国民文学论》,这篇论文是非常粗杂杜撰,可是在当时也并不是毫无时代的社会的根据。当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民族解放的浪潮渐渐高扬起来了。全国都热烈地期望着一种统一的革命势力来完成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一般人对于文艺界的期待也在于提高这种情绪,促进这种革命的实现。“国民文学”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预感着这样的期待,笔者在不完全的思索之中,所杜撰出来的口号。笔者没有正确地把握着时代思潮的主流和革命势力的动向,只提出这样空洞的名词,不仅意义含糊,且有妨害文艺运动正常发展的危险,这是非常遗憾的。这篇论文在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三期,沫若仿吾二人对这主张都表示缄默。我曾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沫若以为“国民文学”一语缺乏明确的界说,作为文艺运动的口号,不大适当。后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见解是对的。但这含糊的主张,在国外的朋友中间,却引起了相当的共鸣。木天首先发表赞成的意见,并因此和北京的文人发生过争辩。乃超初梨也表示过局部的赞同。王独清从法国来信,热烈地表示拥护。回国后,我们在广州会面的时候,独清还曾极力怂恿我发挥国民文学的主张。但笔者早已感到这个主张的空洞,没有接受他的鼓励而把这种议论再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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