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晨，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圈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列席会议。这次华北局的会议是由恩来同志主持的，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少奇同志讲话之前，恩来同志叫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工作的情况；夏衍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恩来同志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我们在港的资金不多，不能大数蚤的进货，因而展不开广他把我的“大数全”三个字，听成“打苏联”。他大笑起来问我：“为什么要‘打苏联’？”汉年纠正我的发音云恩来同志对我笑着说：“你住了三年香港，连普通话也退步了，真是想不到的事。难道广东人就讲不好普通话？全国快要解放，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普通话说不好，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啊！”接着少奇同志便讲了他的天津之行，讲得很生动，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讲得很深刻。
恩来同志在次日通知我们，要在当天夜里到颐年堂谈工作。那时，毛泽东同志还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进城之后，恩来同志才极到西华厅办公。那天晚上，我们吃饭后就到颐年堂去，工作人员把我们三人安排在右侧的会客室等候。那时，恩来同志正在北屋中间的会客厅同总司令和彭德怀、贫龙诸同志谈话，一直到10时以后，才叫我们到北屋去。县来同志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陈总。”他并告诉我们，中央决定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我则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谈到凌孟，才把我们送到北京饭店。 因为夜劳过度，我的精神不集中，把眼锐丢在床上就睡着了，次日起身发觉眼优的一块玻璃片被压碎。原怒吃过饭后就到木安市场的眼镜店配镜片，但是，杨尚昆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其中有陈沂，先后来看我们，无法走开，并且接到通知，下午要上山去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只好借阿咪的眼镜，哲时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