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以这种决定性的世界历史地位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马克思认为，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它会包含人类的绝大多数。
其次，马克思把人的自我意识与无产阶级存在（雇佣工人的存在方式）的现实的物化与异化这二者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张力视为促使行动的苦痛之源；因而，这样一种彻底的、触及人类存在之源的苦痛，也只能通过一场彻底的、消除整个异化的现实并使之人性化的革命来克服。
最后，尽管资本主义体系及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种种腐化堕落，但马克思仍然期望工人在实际的（以技术为条件的）合作中形成某种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它容易使这个阶级进行真正的集体行动。
第一个原因是社会经济方面的，第二个是形而上学方面的（直截了当地讲就是“神学”方面的），第三个是心理学方面的。即使马克思的代表作首先致力于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灭亡趋势，我们也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异化的学说，因为异化的原因可以结合雇佣劳动而得到揭示。[21]当然，从1846年开始，马克思论著的着重点便日益转向为无产阶级哲学提供社会经济根据。统一的思想居于幕后，并且不再为许多（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同时代人所知晓。如果人们想了解马克思主义通过恩格斯、狄慈根、列宁及其后继者而被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世界观学说”的意义和原因的话，那么人们必须考虑到这种联系，因为它在这里必然遭到了严重的简化。马克思认为，实现对包含全部现实（整体性）的历史进程的认识是与无产阶级的夺权同时发生的，因此，无产阶级就把自己构建成了这同一过程的主体—客体。恩格斯和列宁所阐述的辩证的进化学说构成了无产阶级党组织在世界观方面的限制，并且把无产阶级的生动的自我意识要素物化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主客体统一性的分裂过程来说，狄慈根和列宁的素朴的、实在的认识论是代表性的，正如它对自然与历史世界的辩证（以“飞跃”为中介）统一的强调同样也具有代表性一样。自然与历史世界的这种统一性不再以人的生气勃勃的行动为中介，而是从物质出发（因而片面地从客体方面出发）进行原初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伟大的辩证转变通过现实趋向思想、思想趋向现实[22]这样的相互渗透——在哲学遇到无产阶级、在转化为行动的自我意识遇到达到自我意识的（社会经济）进程之中——而产生。[23]在恩格斯那里，（拙劣的）无限的进化过程（它的种种质的“飞跃”显然被解释成为辩证的）取代了向自我发展的整体。进一步取消意识以及整体性这个范畴的变革作用，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从其创始人向后来的斯大林的发展。这种发展在下文中将会继续予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