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孙中山与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先后都以失败告终。应该说,这些起义对于打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及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和扩大民主革命的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多次起义的连续失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同盟会内部的一些人更加怀疑孙中山的“边地革命”策略,并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人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这是促使同盟会组织涣散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徐锡麟、秋瑾与皖浙起义
在孙中山与黄兴领导的同盟会致力于西南边境起义的同时,徐锡麟、秋瑾等光复会骨干成员也在安徽安庆和浙江绍兴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以后,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的重要领袖人物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但内地的光复会组织仍然独立存在,“如江、浙、安徽,尚沿光复旧名”。当时,光复会的活动重心已从上海转到浙皖地区,其实际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徐锡麟与秋瑾。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山阴人。1901年,他任教于绍兴府学堂,旋升副监督。1903年游历日本,受留日学生拒俄风潮的影响,产生反满革命思想。1904年,在上海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初,受陶成章影响,广泛结纳浙江会党。9月,创办绍兴大通学堂,聘陶成章、龚宝铨等光复会骨干分子为教员,招纳浙江各处会党头目入堂学习兵操,为光复会培养反清革命人才。由于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因而该学堂便成为光复会联络与组织会党人士的“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大通学堂创办后,“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当时,徐锡麟还与陶成章谋划通过捐官打入清政府内部,以谋取兵权相机起事。于是,徐锡麟捐了个道员。是年底,再赴日本,本拟进军校学军事,因眼睛近视被拒。1906年,从日本回国,以道员身份派往安徽,得到安徽巡抚恩铭(山西巡抚俞廉三的门生,俞是徐锡麟表伯)的重用,被委任为陆军小学堂会办,后升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遂以巡警学堂为基地,“并秘密联络驻安庆城外新军,及各处民军”,同时,他还与正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互相联系,密谋安徽与浙江同时举事。